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全新透视
——评张文勋先生对中国诗学的研究
陈朝慧
张文勋先生是我们云南的文学泰斗。我1959——1963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是我的《文学概论》老师。1962年他为我在《边疆文艺》上发表的小说《开课》、《同道》撰写并发表了评论：《两篇写学校生活的小说》，是我的文学指导老师。1987年先生的《诗词审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全新透视》的推介性评论。文章率先由先生推荐在1988年4月25日的上海《书讯报》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收录在杨启云先生主编《中国古典美学的发掘与透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和胡廷武先生主编的《跋涉者的足迹·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上。但是这篇文章却在网络上却无法查到，为此本博贴特别在此出了这篇文章，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的与博友和文友交流了。（淡墨）
张文勋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专家，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很有研究。他的《诗词审美》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代表着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本文想就一本书的学术成就对张文勋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初步的学习和探讨。我想这对于宏扬张文勋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不会没有好处的。
一
中国古代诗词美学(以后称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和颇具艺术魅力的诗词作品使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锦上添花。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是很有民族特征的，它是东方人含蓄内向的性格体现，是东方文化领悟性和直观性的非纯理念的美学思想结晶。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既注重诗歌艺术规律及其本质的理性揭示，又注重诗歌禅机似的领悟和多意向的寓藏，有好多诗话词话就是诗，或者说借助了诗的形式。因此，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既具有哲学的高度而常常又将理念和审美鉴赏结合起来，它是活生生的艺术哲学。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注重具象、注重个性、注重直观感兴，而且它常常是锦言式的，笔记式的，片断式的，相反，它并不注重向系统性和逻辑理性方向的净化，而将哲学意味和理性思辨精神，包孕在一种审美鉴赏的境界之中。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始终保持了和诗的血缘关系，中国的古代诗歌美学是最属于诗的。
正是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张文勋先生《诗词审美》一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他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理论探索与诗词审美鉴赏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这本既 非纯粹诗歌美学的理论著作又有别于“诗词鉴赏”一类的书。在《诗词审美》一书中，张文勋先生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思想去融化作品，又从作品的审美鉴赏中去验证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思想。注重对读者理论上的诱导，又将读者引入诗的艺术氛围中，让读者获得美的享受，形成了这本“熔理论研究、作品分析与审美鉴赏于一炉的书。”它是一部介乎理论专著和诗词鉴赏之间的作品，是阐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一条最理想的途径。
这本书一共写了二十二题，诸如：“心物感应”、“审美意象”、“理在趣中”、“时空意识”、“感觉的复合”以及“声律之美”等。这二十二题，当然不能说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所有的问题都囊括进来了，但我们可以说，一些应该涉及的主要问题都涉及到了。这就充分地体现出本书在理论上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本书通过这二十二题的组合，形成了张文勋先生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理论系统。我们前面讲过，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有笔记式、锦言式、片断式的特征，相反，它有不重视系统性的特点。这是我们针对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形式，针对某一篇、某一则或某一家的诗话词话而讲的；就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总体来讲，它是全面的，是自成体系的。但果真要从浩如烟海的诗话、词话中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情志到神韵，以及意境意象，词章声律中理出一个本体论、诗人论、创作论的头绪来，又确属需要一个采花酿蜜、吸收融合的创造过程。张文勋先生正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把繁复纷呈的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系统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做了集中概括的工作。在让祖国的文学遗产发扬光大这一点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奉献。在这本书中，无论是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通俗化或是在诗词审美中让美学思想升华，做到这两点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需要极深的理论造诣。《诗词审美》正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具有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理论水平的人读了会受益不浅，初识中国诗词的人读了也不会感到艰深。此外，《诗词审美》一书的理论性还表现在张文勋先生以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透彻把握，从理论上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若干审美范畴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准确而科学的界定。
当然，理论研究的大忌是和实践脱离，如果就中国古代诗论去探讨诗论那是不足取的。在《诗词审美》一书中，我们觉得张文勋先生是怀着一种挚爱和深情去探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他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理论探索与审美鉴赏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引导读者在诗词审美中产生理性的顿悟；另一方面，他又让读者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对诗词作品作高层次的审美把握。即使是进行理论的探讨，也是以诗人的气质在进行劳动，在他的理论判断里，既有智性的推理活动，又有感性的直观活动，把理论阐释和诗词赏析两个部分处理得水乳交融。张文勋先生除了理论研究外，他还一直坚持诗词创作，他是一个诗人。他有理论也有实践，所以分析起作品来分外地准确精当、生动有趣。他对诗词的鉴赏之所以精辟生动，那是因为他是以诗人的心灵去感应，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具有更强盛的审美再创造力。因此，他对诗词的分析使作品的意境显现，神韵透露，常常把我们引进诗词艺术的王国里，让人陶醉在一种审美氛围之中。此时，读者的情趣、意向、心态都完全诗化了。《诗词审美》，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审美啊!
二
《诗词审美》的另一特点是：从中国的文化背景上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作全部的透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是在中华民族这块特殊的土壤上产生的，他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历史、宗教、哲学、科学乃至民族心理。从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来看，当时的科学分支还很不细密，尽管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对诗的艺术特征已经有了比较细微深刻的把握，诗学的特点是明晰的，自有其独立的意义，但它依旧体现着多学科的综合价值，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多种因素。我们不难从中国古代诗论中分解出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成分来，每当我们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寻根求源，我们又会发现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和儒、道、佛美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而儒道佛美学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因此，我们不难证明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具有的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正和我们研究现代科学、现代诗学所需要的综合性相一致。中国古代诗论因为它具备了这种混沌的、多元的综合性特征，使它自觉和不自觉地负荷着一种超前意识，使它包孕着一种绝对真理。这就是在现代诗学、包括西方现代诗学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依旧表现出一种勃勃生机和不灭的艺术光芒的一个基本原因。在《诗词审美》一书中，张文勋先生就是以他对中国诗论及其诗词作品的透彻理解，在中国文化背景上去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作全新的透视的。他在《诗词审美》中，不是就诗学去谈诗学，没有单一的从诗学这个层面上去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的审美属性作简单的表述，他的研究是综合性的。他是从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去透视中国古代诗学的。就其审美意识来讲，他熔古今中外于一炉，体现着当代人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他从这个复合的思想层面上去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更深入、更高层次的鉴赏和领悟。比如《诗词审美》中的十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空意识”。“时空意识”，就其概念来讲，这自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我们的先辈又确有他们自己的时空意识，不仅在理论中涉及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在诗词创作中通过表现时空意识来构成诗词的审美氛围。但要讲清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及诗词作品中所形成的审美特征也并非轻而易举。张文勋先生从追踪中国古代诗学的审美属性出发，从自然哲学人手，综合了美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这一审美范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诗词审美中的时空意识变得新鲜而又有生命力，且又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让我们对古人的时空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明确它在诗词审美中的地位和价值，但这一切都又没有异化古代人时空意识的特质。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现在有些研究者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纯粹现代化，和现代诗学等同化，这不仅舍弃了中国古代诗论的特点，而且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诗论的实际的。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自然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张文勋先生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赋于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审美范畴以新的意识，在理论研究中不断寻求超越，又始终没有脱离中国诗论的民族特点。再如，《诗词审美》中的第十四：“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现量直观”。这里的“现量直观”就不是一个纯诗学的概念，而是植根于佛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国诗歌美学范畴。作者从佛家的因明学说起，把“现量”这一个概念和佛学的渊源关系阐释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才去探讨“现量直观”在诗词审美中的属性，而且还通过大量的诗词鉴赏来进一步说明“现量直观”的审美价值。因此，这一个比较玄奥的中国诗歌美学概念，通过他的阐释，我们懂了，这就叫深入浅出。这一例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古代诗论和中国文化背景的关系，如果我们离开了佛学去孤立地解释“现量直观”，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在《诗词审美》中，这种多学科的融合，全新意识的透视是比比皆是的。又比如：“心物感应”、“情志合一”、“理在趣中”、“感觉的复合”、“六根通感”等等，张文勋先生都是从诗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上去进行研究的。这本书的新意正来源于这种综合研究的新方法，来源于先生渊博的智识和全新的意识。
三
《诗词审美》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传统和民族特点是贯穿《诗词审美》的灵魂。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中国人自有自己的诗歌观。古代，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在论及诗时认为诗的任务在于“摹仿”，重再现；而中国最早的诗论就认为诗在于抒情言志，重表现。尔后，西方现代派追求荒诞不经的形式，在内容上过分强调无意识的审美自由和无物象的绝对抽 象，而中国诗论却主张具有“象外之象”的“离形得似”，这使得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抽象观，始终没有脱离直观感兴（具象）的灵魂，审美抽象和科学抽象永远保持着距离。中国诗歌美学由于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也”的思想影响，因而重“诗教”，重实用；但同时又受道、释两家“虚静无为”、“禅机妙悟’’的思想影响，故中国诗歌美学又在很早以前就追求着中国式的审美自由。在研究中国诗歌美学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是十分重要的。那种把中国诗一概写成“洋诗”，把中国诗歌美学全盘西化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在《诗词审美》中，张文勋先生对发扬中国诗歌美学的民族传统做了很好的工作。
首先，我们觉得张文勋先生的研究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对于一切中外文化，对于一切现代科学，只要是对丰富和发展中国诗歌美学有益的，只要是符合中国诗歌美学的审美特征的，他都勇敢地将其拿来！对这一点，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较细致地谈及了，这里不再赘述。在《诗词审美》这部作品中渗透着中西诗学的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却是为了发扬中国诗歌美学的民族特色和中国的民族传统。比如“心物感应”问题，这是一个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前些时候，有的同志在阐释中国诗歌美学时，从所谓“唯物”的倾向出发，过分强调了“物”，客体；忽略了“心”，主体。张文勋先生从“心物感应”的本来面目出发，为这个问题正名：“就我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的主流来说，在心与物的关系上，还是比较注意心的方面。”但他也不同意把“心”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宜的程度。目前，有的研究者将主体精神绝对化，他们把创作看成是“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甚至否定作家诗人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必要性。而张文勋先生却严格地忠实于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原意 , 把主体看作是一个开放系统，主客体之间只有随时交流信息才能产生创作灵感。他说：“‘物色之动’是外界自然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自体，但一旦它触发了人的精神世界，则‘心亦摇焉’，这时，才能产生审美活动。而在整个审美过程(包括创作和鉴赏)中，主观地‘心’可以说就起主导作用了。”在心和物的关系上，他反对片面性，坚持了中国的民族传统，而将“心”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说得恰到好处。“情志合一”是张文勋先生根据传统诗论提出的一个有独到见解的美学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志”是包含着情的志，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情”是包含着志的情。“在心为志”的志，其实是对诗歌精神因素的一个总的描述。这 “情志合一”的思想，自然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诗言志”的质的规定的，坚持情和志的统一，其实就是坚持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张文勋先生说：“看来，我们也习惯于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抒情、言志终归是我们在诗词创作和审美中的重要内容，对那些所谓无目的性，无思想性的种种‘艺术’，一般是难以接受的。”
此外，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也还表现在中华民族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段上。比如说“移情作用”这一诗歌美学概念，从这个名词及其系统的理论的提出是西方的费肖尔，但“移情作用”这个概念在中国诗歌美学中也自有它独特的表现方式。张文勋先生用《庄子·秋水》篇中的一个小故事，把“移情作用”说得生动而又清楚。这个小故事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客，是鱼少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对这个故事，先生援引朱光潜的话说这便是“宇宙的人情化”，也就是常说的移情作用。请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移情作用”论么！又比如张文勋先生用“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来描述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朦胧美，这就将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诗歌美学区别开来了。
《诗词审美》的二十四题，或者说二十四节，每一节的小标题的设计也是别开生面的，这种形式也是用来显示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民族特征的。如：“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心物感应／“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志合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意境与想象／“声中闻湿，妙悟天开”——六根通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文字运用／……前面，或引诗话词话中的锦句，或引古诗词中的名句(而这精辟的一句，又正好能够揭示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某一审美范畴)，在一破折号之后，用极精当的概括的语言透露题旨，这便是《诗词审美》标题的特殊形式。这标题设计说明即使在小地方，张文勋先生也是不会放过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民族特征的显示的。
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就是这样一种体现着民族意识、民族形式的美学。它是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美学一点一滴地从诗词创作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是我们民族情感和心灵的升华，是我们的民族在改造世界和驾驭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结果，它闪射着永恒的思想和艺术光芒。张文勋先生理直气壮地擎起中国古代诗歌美学这面旗帜，这自然是很值得称道的。
《诗词审美》是一本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书，它将以自己的特色赢得多层次的读者。诗词爱好者、大中学生、以及美学研究工作者都将从这本书中得到启示和补益。这本书对如何发扬我们祖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新诗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在祖国诗歌美学的基础上求得更新和发展，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原载：1988年4月25日上海《书讯报》、杨启云主编《中国古典美学的发掘与透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跋涉者的足迹·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